AI海报重庆请你吃口冰庆淋-生活家 - 体育知识大全,让你生活有动力

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青山上

我们也曾历经苦辛到处奔波流浪

吃过晚饭我正在厨房收拾，客厅里忽然传来《相约一九九八》的旋律，我停下手里的海绵，自来水哗啦哗啦地从空碗中流过，白白流了好一阵，热水腾起了白雾，把玻璃窗糊成一片。我抬起头来，一点也看不见自己的影子。

我这个女儿从八岁学钢琴以来，正经的考级曲目没练过几首，但她也非不爱摸钢琴。每逢晚饭吃得早，她总还自愿坐在钢琴前面随便弹上一会，不过弹的都是些流行歌曲。我先生觉得这样反而不错——不用吃太多苦不必疲于练习，亦能有一个怡情的去处。他是一个典型的老好人，对孩子永远和和气气的，发不起火来。这样一来家里唱黑脸的重责就都落在了我肩上，母女关系有时就不那么融洽。他总私下里劝我，对人对事，尤其对孩子的事，千万别那么执着。

那天晚上孩子睡下了，他边给我洗脚边给我上课，洗着洗着忽然停下来，仍用他那不紧不慢的语气说：“你啊，就是太念旧了，放不下。”

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忽然就有点生气，把脚从他手里抽出来，溅了一地水，“瞎说八道什么呢。”他却还是好脾气地笑道：“四十多岁的人，怎么还像小孩似的。”

说回练琴这件事，最后我也没能把女儿领上正道来。后来她每次弹琴时都在旁边架个手机，给自己录像，录成了传到网上去，似乎还颇有人气。我拐弯抹角地问她，怎么才能看到她那些录像，结果都碰了壁，人家小姑娘说，这东西不是你们中年人玩的。

原来一个人从意气风发的年纪到中年也就是一晃眼的事情，我想着一九九八年那会儿我也曾经嘲笑过别人落伍呢。以前的楼总不像如今这样的高，也不敢相信手机可以神通广大到今天这个地步，照片要冲洗出来才好保存，谈朋友得一条短信一条短信地聊。

我记不清自己是哪一年开始用的智能手机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先生在电信局给我打 *** ，说要把家里的固定 *** 停了。“好好的 *** ，停了干嘛呀？”我问他，“早就用不上了”他回我说。那台座机卖给小区里收废品的，人家都不要，我带下楼随便就扔在垃圾桶里了。过去的东西，再重要，也不过是像故宫里的文物，保存得好好的、放在一间冷冷清清的大屋子里，等待着、消亡着，几个世纪的记忆和风雨也许抵偿不了眼前的一条消息。人不能回到过去，不能依靠回忆活着。

因为人要向前看。

这话具体是谁说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所有人、做一切事的准绳。或借口。使人不得不从往日的阴影走到今天的太阳底下来，无论那太阳多刺眼，而又无论那阴影多么温柔。

也许使人青春常驻的办法从始至终只有那一种。

但是我不敢把那个办法说出来。他使人伟大、使人不朽，使人与一切宏愿与美德相联系，把人和人的年龄、模样、记忆、情感凝固在某一刻、某一个最为永恒的部分。

除了温热的身体和继续下去的可能。

回忆起一九九八年，我脑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王菲的双丸子头。那一年，大街小巷到处都放着她和那英合唱的《相约一九九八》。大陆的观众头一回接触到来自另一种制度的东西，像男孩子们都迷恋古惑仔一样，我疯狂地迷恋王菲。

在更普遍的记忆中，也没人会忘记一九九八年。那年夏天，每天晚上七点钟，我爸面条店里挂着的唯一一台电视总是准点调到新闻联播，新闻画面里浑浊的长江水总在不知疲倦地冲击着堤坝，高音喇叭架在空无一人的大堤上，向着洪水漫过的庄稼地大声喊着：“誓死保卫北京！誓死保卫京九！”

那一天我正猫在柜台后面，拿着我妈的口红往鼻翼两侧瞎涂，先画上两道口红，再用手掌轻轻朝两颊抹开去——企图效法王菲的晒伤妆。我对着圆镜，琢磨着哪里深了哪里浅了，这里抹抹，那里又补上一道，一时忘了看店这么回事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来人已经绕到我这一侧，敲着柜台，可仍旧耐心地问我：“姑娘，干嘛呢？一碗牛肉面。”

我这才抬起头，倒把对方吓了一跳，他朝后退了半步，嘴里冒出一声“哟呵”，我疑惑地又对着手里的圆镜照了照——两颊红扑扑的，右边脸上还有一道刚才失手划上去的口红，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一直拉到耳边。我脸上立时热起来，知道自己丢了脸，匆忙间不知道怎么遮掩，就把自己的窘态全怪在那个人身上，腾——地站起来，从旁边的卷纸筒里胡乱扒拉了几道遮在脸上，大声回道：“你嚷嚷什么呀，吃个牛肉面了不起上了还！”

那是我之一次见李响，可连他的脸都没有看清。最后我爸从后厨出来硬是给他那碗面多加了八块钱的牛肉。八块钱的牛肉，我爸平常才抽四块钱一包的烟。

“人家都没说什么，你上赶着给他加什么牛肉啊？”我洗了脸走出来，李响已经吃完走人了。“该不会面钱都没收吧？”那面碗里空空的，筷子架在碗上，也是规规整整的，拿起碗来，桌上都没块需要擦的地方，来的时候什么样，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——我没好气地收起抹布，心想还有这么吃面的。

“怎么没收钱，还硬多塞给我二十块，”我爸坐在旁边的凳子上看电视，“本来咱们理亏，人家懂道理多了，也什么没说。”

我虽然心里明白是自己的错，可是一想到一张东施效颦的脸被人给撞见了，仍是忿忿的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那看来这人以后不会再来我们这挨宰了。”

“要我说，这小伙子真实在，人长得也精神……”我爸盯着电视，仍旧是漫不经心的，他后面这些话我全没听见。我那时心里是真不想再碰上李响了。可李响这个人，他永远是这样——他来时我埋头于自己的事情没有在意他，他走时又是那样悄无声息，只留下一个空掉的碗。

一九九八年的雨下个没完，不仅在电视新闻里的黄河边上，连我们这远离灾区的地方也是连日阴雨绵绵，没有了出去玩的借口，整个暑假我都闷在柜台后面给家里看店，戴着耳机把一张《唱游》颠来倒去地听。

开学返校的前几天，又连着下了一个礼拜的大雨，我摇着扇子听天气预报里说这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轮大降雨了，心里却不很信服。

走之前的那一晚雨下得尤其大，头两下还电闪雷鸣，气势汹汹，我心里直犯嘀咕，一碰上出远门就这么着真够触霉头的。七点多店里就没什么人了，我爸招呼关门回家收拾行李，一圈打扫完了朝外看看，雨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小了，尽管依旧细细密密地落着，可是雨萧萧的，风也萧萧的，黄色的路灯在雨幕里像水里的月亮似的，碎了又合拢，温柔得使人发困。我那颗因为要离开家而自由的心竟也变得恋恋的。

这时候萧萧的雨微微晃了晃，那漆黑的人影先是撩了雨幕又撩开了门口的珠帘子走了进来，我的惆怅也只是一闪而过，拿过抹布赶紧站起来假装擦桌子，“打烊了啊。”

“这周围可就你们一家点着灯啊，”我抬头想看看是谁这么义正辞严呀：就看见一个戴檐帽穿着警服的小警察笔直地杵在眼前，两肩淋得湿漉漉的，给雨染成了深色。

我认识李响前前后后也有七八年，虽然见面的次数两只手刚好数得过来，中间有那么几年他也好像是忽然间老了，身上是四五十岁人才会穿的夹克衫，天天茶杯不离手，喝了酒之后走路背还有些驼。没人照顾他，我猜他肯定是天天站在雨里睡觉。那时候的李响就算坐在桌对面吃牛肉面，坐在身边看电影，也仿佛离我很远。而且我知道，越来越远。他周围的雨越下越大，我撑的伞挤不进去。

可我像是失忆了一样，只记得九八年到零零年那段时间的李响。那时他常常穿着警服从旁边的派出所来打包面条，肩章上绣着一颗稚嫩的银色星星，有缕年轻的、轻飘飘的刘海，剃了鬓角却只舍得剪短一点点的刘海。我还问他，李响啊，你的肩膀都淋湿了，是不是又站在雨里睡觉了啊？就没人管管你吗？

他忽然不见了。我女儿的钢琴声又响了起来。我就只记得那一晚的李响。

我不慌不忙地把抹布叠成四折，边抹桌子回他：“警察同志，没看我这正收拾呢嘛，马上就关门回家了啊。”

不知道我这句话有什么好笑，李响听后先是乐了一阵，才指着柜台后面说：“你就是上回那个，那个……躲在后面脸化得跟猴 *** 似的姑娘吧。”

我一听他这话，知道是谁了，抹桌子的动作都不利索了，憋了好一阵，想不到应对之法，只好把抹布一掷，怒目相向，“你、你这人怎么回事……！”

我爸听到前面的动静，拎着根木棍就跑出来，那会儿小街小巷的治安都不太好，店后面总是准备点这样那样不像样的防身之物。我爸到了前面，一见是他，立刻把木棍一丢，从口袋里掏出他那四块钱一包的烟，非要请李响抽，“小伙子，上回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还多收你钱。”

李响很严肃地摆摆手，推说：“多谢您，我不抽烟。”

“嗨，哪有当警察不抽烟的，”我爸硬是把烟塞给了他。他也没再推脱就拿在手里。

九八年李响才毕业没有多久，就分在这附近的双桥镇派出所做民警。警察这个职业和教师啊、医生啊，甚至科学家，很像，从小写在课本里，在我心中是既刻板又程式化，彷佛只是个抽象的概念，不像个具体的人。可是不知是不是歪打正着，我这点理解不但没有偏颇反而还更接近现实。

在李响所处的那个环境里，常常难谈到“具体的人”。是因为他们都穿着同样一身衣服吗？还是他们曾在同一枚国徽下宣誓。这里面的究竟我不明白。但我知道，当他们真正谈到具体的人时，这个人往往已经不在了。

活着，他是警察。死了，他才是李响。

可九八年那会儿，警察在我心里的概念还和居委会差不多，派出所离得又近，街坊邻居一有点鸡毛蒜皮的事总要找民警解决。有一次住在三楼外面的吴阿姨把他们家一张旧写字台丢在走廊里，住在里面的刘阿伯有残疾，进进出出要坐轮椅，写字台就成了他出行的 *** 烦。那天下午我一走到楼道口，就看见李响和他同事抬着那张写字台从楼梯上下来，那么热的天还穿着长袖的制服衬衫，领带太碍事只能塞进纽扣间的衣缝里，不要说体面威风了，简直狼狈。

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李响总能把这种家长里短的事干得热火朝天，他搬完了写字台，还帮护工把刘阿伯背下楼来，好端端地扶坐进轮椅里。我看他拿掉檐帽后刘海湿得能拧出水来，他一抬手就把刘海撩上去了，沿着密密匝匝的头发，露出一个青涩的花尖来，我的脸不知道为什么一下红了，背过去不敢看他。只听见他同事揶揄地说：“你这么表现有什么用，借调去市局的人选早内定了。”

我突然替李响愤愤不平。一来因为不公平，二来，他才不是爱表现的人。

他那天是头一回来店里打包，要四份加荷包蛋的牛肉面。我爸后厨已经打扫好了，还是立刻围上围裙，请李响在外面等一会。

前面忽然安静下来，日光灯嘶拉嘶拉的响声格外清晰，摇头扇也嗡嗡地叫个不停，雨声潺潺，却唯独缺少人的声音。

我偷偷看了眼李响，他站在一进门的桌子边上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烟还捏在手里，像个拿着冰棒棍却找不到垃圾桶的小孩儿。他这人身上有一个奇特之处——刚才我还对他怨愤交加，他不过客客气气和我爸聊了几句，我竟觉得他亲切起来。看来这人啊，天生是当民警的材料。我心里总结——面善。

善良的李响终于还是向抹不开面子的我点了点头，“对不住啊，我这人说话口没遮拦。”

我抬头正经看他，抿抿嘴巴，“加班啊？”

“哎，” 他又点点头，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。我这才看清他长什么样子。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是路灯投在水洼里，一看便使人想要往家跑。伴着屋外萧萧的雨和温柔的阴影，心里就像蜡烛的火焰给风轻轻扑了扑，悠悠地晃了两下。

“上次是我对不住你，”我拉了一把凳子给他，“你坐着等啊。”

“我这身上都是水，坐了你还得重新打扫，”他直了直腰，“站着等挺好。”

我跨在凳子上，瞄了他一眼，仍旧有点心虚，“那我还让我爸给你多加一份牛肉吧？不要另加钱，行吗？”

他听了又乐一阵，答道：“行。”

我忘不了李响那时的样子——那么年轻。青春在他身上投下的是幻觉般的光芒，比那枚警徽更加耀眼。忘不了，又不敢回忆。

三四年之后，我又不敢问他为什么忽然间老了那么多。对李响，我有好多的不敢。最后得过且过，自己总是把原本想做的事情、想问的话抛诸脑后。我告诉自己，生活不是演戏，没有那么多错过和身不由己。如果他想来，那么早就来了。

如果回到一九九八年，就只能问李响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他，一辈子当个民警不好吗？至少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窝囊的。陈姨就在双桥派出所的失物招领处坐了一辈子，一直到五十五岁退休。她退休时李响已经调到市局好几年了，听说前一阵子还当上了刑警队长，以至于整个双桥派出所一提到他都仿佛与有荣焉。只有陈姨走时留下这么一句话：“李响这小伙子，心太深，手又不重，我看他做不来。” 但李响年纪轻轻就成了市局的队长，陈姨不过是个退了休的小民警，谁又会把这番话放在心上呢。

那时候没有人觉得李响会不行，他的面前是大路朝天。

二零零三年的秋天，《无间道》在大陆上映了。隔着近二十年的时间来看这件事，竟仍感到一丝难以置信，虽然我是很久之后才知道，当年的《无间道》其实还有另一个蛰伏颇深的版本。

有个朋友和我说，她这些年来反反复复不知看过多少遍《无间道》，可只要一听到《被遗忘的时光》那幽幽的旋律响起，仍旧止不住流泪。我不清楚她是为陈、刘两人玩笑般的命运流泪，还是为那些实实在在被遗忘的时光而流泪。能做到这样，我想她如果不是极度寂寞，可能就是极度幸福。

我之一次看《无间道》就是和李响一起，在福建西路转角上的那家电影院。他来吃面条，我刚好在店里闲晃，他一看表还有时间，问我要不要去看这个新上映的电影。我那会儿真以为李响要跟我约会，走到电影院门口一看海报——得，警察故事。他这个刑警队长估计当得真是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也没什么朋友，只能拉上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我来搭伙看电影。

在门口李响买了一桶爆米花给我，我们开始都以为《无间道》是成龙的《警察故事》那样的武打喜剧，准备在放映厅里吃着爆米花大乐特乐一番。最后走出来时我一颗爆米花都没吃，后悔没带一张餐巾纸，擦了一袖子鼻涕眼泪。

你可以说《无间道》是一个没有悬念的电影，因为一开始就宣告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我不喜欢有悬念的东西，因为那不是现实。你也可以说《无间道》就是现实，因为好人也可以没有好报。但是谁又说得清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呢？在陈永仁成为黑社会成员的那一刻，黑白的界限就开始模糊，一切都说不清楚了。

你说你是卧底。你说你是警察。

可是谁知道？

李响他肯定不常看电影，我没见过谁在电影院还这么正经危坐的。当陈永仁只能躲在幽暗的小巷里对着一闪而过的警督的灵车敬礼时，我真怕李响站起来对着荧幕也敬一个礼。

还好他没有。但我确信那是全片最令他动容的场景，比让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傻强的死、比陈永仁在电梯被毫无预兆地一枪爆头更令他心碎。也许因为这是最关乎“身份”的场景。警察、警察，他有多么在意这样一个身份，在意这身衣服。

李响不是个弓着腰一心想往上爬的人，他也不是正义的化身。他珍惜他的制服，就和我们老百姓有事永远寻求警察的帮助一样，一种没有高低贵贱的责任，但最朴素的往往最为崇高。

他说我只想做点好事，刘建明也说过，现在我想做个好人。

上学的时候大人总是教育我们做好人好事，做了好人好事会受表扬，活了这么久以后才发现，做好人好事的机会总是少，坏人坏事有时候却不得不做。我以为陈永仁或刘建明所承受的痛苦只是电影里演的东西，现实中只有下大雨而没有伞、想买房子却没有钱这种毫无情调的痛苦。我不懂没有选择的感觉，以为只要退一步，退一步就永远有路可以走。

我不明白李响那时是站在一个很高的悬崖上，没有太多站立的地方。

走出电影院时，天才刚刚擦黑。初秋的京海还是温暖的，天边的云霞是奇幻的粉色和蓝色，空气中竟有一丝满足的蜜意，像苹果熟透了，飘出淡淡的酒味。刚看完《无间道》的我们两人都有点不适应周身的暖风。我把冷掉的爆米花举到李响眼前，“竟然一颗都没吃。”

“是啊，哪儿有心思吃啊。” 他接过来，拿在手里过了两条马路，才找到一个扫街的阿伯，丢在他的垃圾车里，阿伯用奇怪而责备地眼光看了我们俩一眼。

“浪费粮食了。” 李响这时才露出一个稍微轻松点的笑来。

“饿了。”

李响又回过头去看那垃圾车，“我刚把爆米花扔了。”

我没好气地打了他一下，“想吃肯德基。” 打完了又有点后悔，我跟李响好像还没那么熟。

李响跟肯德基真是不搭，他穿着他那件老干部夹克衫站在美式快餐店里排队买汉堡的样子，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滑稽。那天坐在肯德基里，我就在描画九八年在双桥派出所的李响——那个李响才该坐在这里吃香辣鸡腿汉堡。

零几年那会儿肯德基有一个甜品叫香芋甜心，芋头馅，外面炸成爱心的形状，一个一个，摆在小盒子里，怪可爱的。那天李响就点了香芋甜心，我笑嘻嘻地说我最喜欢吃这个，他说喜欢吃就多吃点。其实我不知道两个人看了场电影，一起吃了顿饭，是不是就算谈恋爱了。只是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总想听李响说一句话。

一颗香芋甜心我都吃得若有所思，看着他埋头吃汉堡，边吃还不忘教育我要少吃油炸的。

“李响……”

“嗯？” 他才把头抬起来，我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他的脸。他已经跟从前不同了，那一瞬间我又产生出一丝犹豫——这真是我认识的李响吗？犹豫又立刻转变成一种惋惜，惋惜他眼中、肩上幻觉般的光辉消失了，只剩下了尘埃、剩下了雨水。从前他替居民搬桌子搬椅子汗透湿背，我却不觉得那是狼狈。他现在做了刑警队长，却反而变得狼狈了，总那么湿淋淋的，像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

“我……”我把手里的香芋甜心放下来，声音渐弱，“你最近是不是太忙啦？”

“忙，”他答得却轻快，语气像种自嘲，然后低下头来继续吃汉堡，“每天也不知道忙什么，就是忙。”

身处在那样庞大制度机器中的一个渺小个体，哪怕是颗稍大点的螺丝钉，也还只是颗螺丝钉。我隐约可以想见李响的疲惫和无奈，但是可以想见不意味着能够感同身受。这么对坐着，我想说你看这香芋甜心它是爱心形状的，我想问他今天怎么突然请我看电影啊？可是我突然又感到无话可说，有条河滔滔的河将我们隔开了似的，我的岸平坦而明亮，他的岸我却什么也看不清。

“那你还得多注意身体，憔悴成这样。”我好不容易憋出一句客套话，“你这样谁愿意跟你谈恋爱啊。”

李响其实是个聪明人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好像知道了我是什么意思，“整天忙得昏天黑地的，还没想过那些事。” 他说这话时轻描淡写。

奇怪。那时候我心里涌起的竟是一种失落和庆幸兼而有之的情绪。如果李响真的说了什么，我该怎么答？我突然想起零零年有一天，我骑小电驴去双桥派出所送外卖，把面交给等在外面的小刘之后，装作不经意地问他：“以前不都李响来拿吗，怎么好久没见到他人啦？”，小刘一副这你都不知道的模样，告诉我说：“姐，响哥哪儿还能干这个，人都调到市局了。” 我揶揄地看了看他：“哟，以前我怎么没听你叫过响哥啊？”

我替李响高兴，他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，不会再被人瞧不起了。可是我又莫名其妙地为他的前路感到担忧。对于他的选择，我总是既庆幸又失落。失落是因为他离我越来越远了，庆幸也是因为他离我越来越远。这种心情应该不难理解，喜欢一个人不总是想要靠近。那天送完了外卖从派出所回去的路上，我绕路骑了好久车，风呼啦呼啦地从耳畔擦过，夕阳极速地下坠，不肯为任何城市停留。

如果我想留住什么，我想留住的只有一九九八年的李响。

可是我也许就会听到那天最为荒谬的一句话，李响会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愣神后盯着他的脸认真地看一会儿，发现他既没有笑也不是在憋笑，而是一贯的眉头紧锁。

我说，李响，你演戏吗？

他却说，你的生活太快乐了。

我和我先生是二零零四年的春节经人介绍在一起的，那一年我们都是二十六岁。二十六岁在那个年代正是成家的年纪。放现在也是，只是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候有思想、有追求得多，他们的婚姻观和我们不一样，不会那么轻易就和一个人走一辈子。我说这话不是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后悔，相反我是太幸福了。

幸福过了头。

那阵子逢人都是给我介绍对象的，我妈几乎调动了身边的一切社会关系来办这件事。有天晚上我听见我爸妈在客厅里说这事，我妈怪我爸什么忙都帮不上，我爸却劝她不要着急，女儿大了自有自己的想法。

“她能有什么想法啊？二十五六了一场恋爱都没谈过。”友好的谈话就在我妈的决断中破裂。

我在房间里躺了一会儿，那天距离我和李响去看电影已经过去了快两个月，我再没见过他。可见他不是糊弄我，他是没有一点那方面的心思。

过了一会，我爸敲门进来了，他在床沿坐下，在我背后抽了一阵烟，烟渐渐飘到我眼前来，“爸，你别在我房间抽烟。”

“我看见你前段时间跟李响看电影去啦？”原来他磨蹭了半天是想问这件事。

“嗯。” 我应了一声。

“早两年我就说过这小伙子实在，人家现在还当了刑警队长，很能干啊……”

我翻了个身，面朝他躺着，“爸，你想说什么就直说。”

他似乎不好意思，顿了半天才说：“你看你妈这阵子为你忙的……”

我和李响的事——如果那点事也算数的话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我那时总觉得自己能够当机立断，做所谓“正确的”决定，过所谓“正常的”生活。我也只想这么做。李响说得对，我的日子太快乐了，我不敢跨出这幸福的圆圈，走到外面的未知中去。我只想晒着太阳生活，可李响就不能也晒着太阳生活吗？

再看《无间道》，在去年年底。二零二二年正是《无间道》在香港地区上映二十周年，虽然无缘大荧幕的4K修复版，我女儿还是要求我陪她在家看一遍。这次把2和3都补上了，才知道陈永仁和刘建明之间还有那么多曲曲折折的渊源。可我还是更喜欢1，后面添补的那些复杂的关系好像淡化了原本天然的宿命感，家族与帮派大戏太过盘根错节。

可在我心中，陈、刘他们都只是身世浮萍的人。哪儿有什么根呢。

我女儿问我电影里对哪一幕印象最深，“当然是傻强死的时候，当年我在电影院哭得一塌糊涂。” 我没有犹豫，仿佛很怀念，又仿佛没有怀念。视线落在电视上陈永仁的眼睛仅仅几秒，便觉得滚烫灼人，我立刻挪开了目光。

他又躲在暗处敬礼了，向着一颗永远照不到他的星。李响啊，你又在哪里。

我最后一次见李响——我仔细想了想——是在二零零六年的夏天。那年夏天我正怀着我女儿，生理与记忆都混乱异常，因而现在回忆起来，也因为下着雨，那一天的李响总是好模糊。

“怎么一见你就下雨呢。” 我赶在他前面，自己拽了张凳子在他对面坐下来，“坐下坐下，这点小事我还能做。”

他轻轻笑了一下，坐下来，和从前一样揪了卷纸擦擦筷尖和桌面，收拾好了才埋头开始吃面。吃了几口，像刚想起来似的，抬头问我：“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都没来得及恭喜你。”

“结婚都小一年了，” 我把手肘支在桌子上，“您是大忙人，哪里管的到我们小老百姓啊。”

他听我这么说，也不着急解释，轻摇了摇头，又把筷子拿起来吃面条。

李响又老了一些，不笑时显得格外严肃，大概当了刑警队长需要拉下脸的时刻更多了。吃面也不像从前那样狼吞虎咽，似乎没有什么胃口。

“今天的面不行啊？” 我低下头来尝我自己这碗。

“没有，现在吃不多了，年纪大了。”

我撇撇嘴，揶揄他：“我看你这操心劲，真像五六十的老头子。”

他放下筷子，故作疑惑，非让我看看他，“有吗？看着真有那么老？”

我真定睛看他——李响还是那么精神，刘海梳上去了，那青涩的花尖也随着他这个人变得稳重深沉。我却还像以前那样不敢多看他。“真有。” 我立刻埋头继续吃面。

我吃得特别急，李响让我吃慢一点，我却像听不见他的话。我说要醋要醋，他就端着那个塑料醋壶给我加，叫我尝尝够不够味，我说再加再加，他的手就没停过。

“这么能吃酸，肯定是儿子啊。”他不吃了，放下筷子光看我吃。

我其实吃了两口就有点恶心不想吃了，现在只能埋着头继续往嘴里塞，反驳他：“你相信科学行不行。”

“行，行，现在你更大。” 我恶心得直想吐，他居然还笑得出来。

我说：“你光这么乐像什么话，你也得快点成家追赶我的脚步啊。” 我像个不爱吃饭的小孩嘴里裹满了面条，在闹别扭似的、无止尽地咀嚼。

“我啊……” 他拖长了声音，若有所思似的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 我抬头来盯着他，他反倒又把头低下去了，像个鸵鸟低着头转来转去，在看哪块地适合把头埋进去。

“你就别操心我啦，现在你最主要的任务是……” 他大概总算整理好了一番说辞，抬起头来，抬头纹深得使人怜惜，“哟，怎么……怎么哭了啊？”

“啊？” 我茫然地张了张裹着面条的嘴，眼泪啪一声滴在桌上，“我……我不知道啊，我没哭啊。” 啪——啪——眼泪一滴又一滴地打在桌上，直到李响在我面前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。“李响……” 我轻轻叫了他一声，想确定他还坐在我对面，确定自己不是做梦。

“诶，” 他应了一声，尽管看不清他的脸，他的声音却是那么清晰，打在背后的白墙上，又折回我的耳朵里，像是来自一九九八年的回声。

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哭，也不为什么地哭，眼泪噼里啪啦地砸在脸上、桌上，只能抽噎着解释：“没事没事，要足月了，最近总是这样。不知道为什么……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李响不说话了，我抹了一把眼泪，还是看不清他的脸。“李响？” 我又叫了他一声，仓皇把筷子放下来，没有放稳，一只筷子哐当跌在水泥地上。

“嗯？”他好像做梦刚醒似的，“筷子掉了。”

“李响，李响……” 我眼泪开了闸似的，止不住地流。我想问他，李响，李响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，我有了家，有了孩子，我什么都不缺。可是你却什么都没有。你就不能让自己过得幸福一点吗？

我现在想匀一部分自己的人生给你。你要不要？要不要。

但我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
他的手机忽然响了，我模模糊糊记得他出去听了 *** ，回来就说有任务要走了。他已经要走出去了，又折回来，拉开包，放了一沓现钞在桌上，“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生，提前给孩子的，没来得及买红包，别介意啊。” 我感到他伸手在我左肩上轻轻拍了拍，“照顾好自己。”

头胎孩子来得总是那样雷厉风行，临盆那天大雨如注，我在产房足足躺了一天两夜。我想起阿May骗阿仁说她的女儿今年五岁。所以那孩子到底是不是陈永仁的，影迷间多年来争执不休**。我躺在产房里盯着冷色的天花板。还在想着这个问题。

孩子是个太严肃的选择，而陈永仁这个人是没有根也没有籽的。

他来时没有挂牵，走时也是行色匆忙。

所以最后一次见面那一天，李响到底穿着什么颜色的外套？我后来拼命回忆了很久。却总是想不起来。

出了月子，办过满月酒，初为人母经过手忙脚乱的几个月，转眼便到了二零零七年的冬天。为了帮忙照看孩子，我爸把面条店转手了，走时还在门口贴了张条子——“山高水长，来日方长”，右下角留了我给他申请的qq号。我问他贴给谁看去呀？他说开了那么多年的店，老主顾来来往往，总得留下一些念想。这一年四季里，确是有太多人往来匆匆，春天里街对面的苹果树开满了白色的花，总有个穿绿裙子的女孩子来吃鸡蛋面，夏天时，穿着背心的建筑工人都爱在外头支的桌子上吃凉面，记忆里的秋天总是蓝蓝的天空伴着啾啾的鸟鸣，刚开学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从门口跑过，京海的冬天从不十分冷，我爸说他十八岁在大连当兵时年年下大雪，但去年在我先生家乡我才头一次看到雪。

一辈子生活在京海的人看到雪的概率大约很小。如果这个一辈子很短的话，那概率就更小一点了吧。

退休在家带孙女，我爸终于得空把他那堆了一信箱的《京海日报》收拾起来，但不肯让我帮他处理了，而是一份份拾起来看。他说：“以前别提多喜欢看报纸，角角落落里的广告也舍不得错过……就是没时间。” 人生难得是清闲，我就由得他去翻找那些落满灰尘的旧物。

老百姓总是从早上一睁眼就忙着为生活奔走，埋首于生计之中，旧报纸上写的那些选举呀、换届呀、政策方针啊，都仿佛只是天外之音，遥远而不真切。

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到家，厨房里冷锅冷灶的，孩子一个人躺在黑暗的卧室里睡觉。我找了半天，才在消防通道里找到我爸，他坐在倒数第二级台阶上，在一堆烟头中间。

“爸，您怎么啦？” 我走过去，用脚把烟头一个个踢开，“怎么抽了这么多烟啊？”

他见我来了，把手上的烟掐灭了，站起来，身上还围着围裙，“回来啦？我现在就做饭去。”

他就要走，我一下拉住他，“爸，您怎么啦？”我妈走后，我再没见过他这样。

“囡囡啊……”他胡子也没刮，我忽然发现他真的老了。不只是添几道皱纹、眼眶变得深陷那么简单，真真切切的老，那么我也一样老了吧。人生从三十岁到四十岁也许不觉得，可是从二十岁到三十岁，就像是跨越了一百年那么长。

“这个你拿着看，我去做饭了。”我从他手里接过一张旧报纸，不解地翻开，从上到下仔细地翻看了一遍——好小的一个方框，我不敢相信，人的一生竟然可以装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，只用三言两语就说完了。二零零六年十月。

李响的讣告。

如果我没有生过孩子，我理解不了我爸，李响对他来说是什么，一个偶尔来吃面的警察而已。

那李响对我来说又是什么。我愣在事实留下的巨大冲击之中，坐立不得，怎么办，怎么办，怎么能现在才知道，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
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不及的，我拼命想、拼命想，可是大脑仿佛受到某种损伤，李响的脸，怎么都想不起来。只有他肩章上的星星，他从不笑的额头，他留下的那个空碗，只有别人在告诉我：

“要我说，这小伙子真实在，人长得也精神……”

“响哥啊，早调去市局了。”

“李响这小伙子，心太深，手又不重，我看他做不来。”

可是李响他不说话，他从始至终什么都不说。

我把刚才被我爸掐灭的那根烟捡起来，抖抖霍霍地放在嘴唇上。以前我问李响真的不抽烟吗？他说有时候整宿整宿地查监控，哪儿能不抽呢，但真不爱抽，实在撑不住才含一根在嘴里。

“那烟是什么味儿啊？”

“你小姑娘要知道这个干嘛？”

“别管那么多，你就说吧。”

“苦，难受。”

“比茶叶水还苦嘛？”

“那苦多了，又苦又涩，但真是提神儿。”

李响真是从不糊弄我，他说没有谈恋爱的心思就一辈子没有谈恋爱，他说烟很苦涩，果然含在嘴里全不是滋味。

可是我含着却不肯松开。一直到楼道口的一线太阳完全沉没了下去。

后来我听我爸说，我去我先生家办酒那个月里，李响来吃过一次面，我爸和他聊天，把我们在影楼里拍的没选进影集里的结婚照拿给他看。那张照片现在还夹在我的钱夹里——连钱夹这东西也早被淘汰了。也不是照得不好看，只是我没笑。穿着当时流行的婚纱，袖子泡泡的，模仿香港电影里的女明星，脸上打满了柔光，我却只顾盯着镜头发愣。

不知道李响看到这张照片心里怎样笑我。不过这有什么关系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比九八年我那张画满口红的脸更丢人。ba精怪故事里，看了女巫真面容的男主人公不是通常只有两条路可走吗，要么娶女巫要么被女巫杀死。

我不明白这些奇怪的联想是怎么冒出来的，也许只有这样没头没脑的胡思乱想才能够抵消掉一部分的伤心。几乎喘不过气来的伤心。

李响可从没说过要娶我。我没想过原来他的结局是另一条路。

你看，没有用。伤心总还是会回来。转弯抹角地，我还是会猛然想起来。

李响死了，李响已经死了。

可是我的生活还得继续下去。

“他说什么没？” 我拿起手边的遥控器，手却不知怎么微微发起抖来。

他说，我的生活太快乐了。

我爸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追问他，可是心中总是有样东西快马加鞭地追着我。就要来了，就要来了，那是什么呢？即便来了，现在还会算数吗？

人生最忌讳地就是讲“如果”了。

“李响啊……” 我爸叹了口气。

李响还像九八年那个雨夜一样手里捏着我爸给他的烟，也不抽——他好像真的是个不抽烟的警察，不抽烟，熬夜的时候只能拼命喝茶，一定苦死了。面都坨了，他还没想起来吃，最后才摇头笑了笑，“日子过得快啊，头回见的时候还傻傻地梳两个丸子头呢。”